那还是在美国陆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当空降兵的时候。有一次战略跳伞，照例是全副武装，照例是在午夜空降。一切都是我已经做过几十次的事情，非常地驾轻就熟，一点悬念都没有。我甚至连一点兴奋或者恐惧都感受不到，跟着其他近百名空降兵机械地重复着所有步骤，等机舱门一打开，大家就跟下饺子似地纵身跃进午夜的黑幕当中。
结果就是这个毫无悬念的例行跳伞出了事。当第二天傍晚我终于从床上清醒过来之后，战友告诉我，估计我是脑袋先着地，摔成了脑震荡，昏迷了一段时间，半昏迷了更长的时间。在医院做了各种脑部扫描，一直观察到天亮，医生确定没事了，才送我回宿舍休息。
我摇摇脑袋，不觉得疼，只是晕，不太能集中注意力，但是还能立刻想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：“医生给我开了多长时间的病假？”
“一天，就是今天，你已经休完了，明天就上班。”
我苦笑，医生懂个屁！倒是没颅骨骨折，但是难道一定要骨折才需要休息吗？！我现在看什么东西都是双影，想不起来两分钟之前自己干什么了，可明天还得去照常上班？！
没办法，军队就是这样，铁板一块。军医的判断就是惟一正确的标准，理解不理解都必须执行。
好在随后的两天都是例行公务，按时上下班，我在晕晕忽忽的状态下工作着，也没出什么乱子，反而挺喜欢这种半梦半醒的感觉，世外高人似的。直到第三天，听到一个异常恐怖的消息：“今晚跳伞，有你。”
当时我就是一身冷汗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是惊吓过度的样子。我根本就没有能力来集中注意力，完全不能正常执行任何命令，坐在办公室里接电话都勉强，更别说去全副武装地跳伞了。
可那个时候我没有选择。尽管法律规定我有，军法规定我也有。从一开始，就没有任何人强迫我当兵，也没有任何人强迫我当空降兵，而且当空降兵三年之后，我完全可以在任何时候宣称我不想继续跳伞了，随时都可以退出空降部队，转而去其他部队工作，不会受到任何歧视或者惩罚。也就是说，为了能毫无风险地活着，我有无数的权利、无数的选择来拒绝这次跳伞。
可是事实上我别无选择，除了跳伞别无选择。
我飞快地给一个朋友写了封E-MAIL，告诉他这个特殊情况，让他无论如何明天早晨给我打个电话。如果联系不上，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并当面告诉我父母和女朋友这个经过。写完了信，是种一了百了的心态，背上装备就随队伍出发了。
从队伍集结，到例行的跳伞前培训，到整装出发，到领取降落伞，到穿戴降落伞，到检查装备，到登机，到关舱门，到起飞，整个过程大约四小时。这四小时的每一分钟对我来说都是度日如年，我拼命地想集中注意力，想听清楚领队在说什么，却总是绝望地发现自己只看到他的嘴唇在动，说的是什么完全不理解，也根本记不住任何注意事项。
当时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只要这次跳出去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都对得起空降兵这个称号，也对得起自己当初的选择。
飞机在天上飞了将近一个小时，气流异常地颠簸，大家都习以为常地闭目养神，可是我不敢闭眼睛，因为一旦打盹就很有可能会忘掉自己是在跳伞，等清醒过来，离跳出机舱只有几分钟，而我培养了几个小时的高度注意力就全没了，那就真的是死路一条。
我瞪着血红的眼睛，盯着远处的跳伞长，要求自己必须在他发号施令的时候立刻领会他的意思。却意外地看到他做了一个“取消”的手势，大声宣布：“风速太高，跳伞行动取消，我们现在返回机场。”
我当时那种劫后余生的狂喜感觉，常人不可能理解。
为什么当时我别无选择？那种情况下，面临的是生死的抉择，还有什么比保命更重要呢？为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去跳伞，而不是直接找领导要求通融，更不是宣称从此退出空降部队？是因为军人的荣誉吗？可能是，我不太确定。军队确实是可以把人训练得哪怕是背着个书包也敢从飞机里跳出来，但我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新兵蛋子们的盲目乐观英雄主义，而是以过来人的心态在看待这些说教。
惟一的解释是，当时对我而言，死亡并不是最可怕的，况且我也不一定就会摔死，潜意识里我相信自己顶多是再次负伤，而负伤是家常便饭，没什么可怕的；可是一旦拒绝跳伞，将面临非常复杂的调查，包括医疗评定，上级训话，战友的白眼，调动手续……那些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无所谓的事情，加到一起就使我意识到，还不如冒险去跳伞呢，除了跳伞我别无选择。
同样的道理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有无数的机会，无数的选择，其实我们没有。当一件事情如此重要地发生在我们身边，使我们必须做出取舍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迅速地认清现实，告诉自己：你别无选择。然后强迫自己不再留恋过去的安定生活，咬紧牙关去面对新的考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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